《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张显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60.00元
明代后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起步向近代社会转型。以往学术界一般用"资本主义萌芽"、"市场经济萌芽"、"早期工业化"、"早期近代"等概念来表明明清之际的社会变迁，
不仅对变迁的程度估计较低，而且对变迁的社会属性的论证也不明确。这部专著用"社会转型"的概念来概括这个时期的社会变迁，说明这个社会变迁并不限于经济基础，也表现在上层建筑，是社会整体的变化，实质上是社会形态的转变。"社会转型"概念的提出，既讲清了变化的程度，又点明了变化的性质，更加全面地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形态和特点。
自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中国社会停滞论"以来，这种观点长期成为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精神文化决定论"，更为这种观点披上理论的外衣。此后，中国社会停滞论的表述尽管花样百出，但其共同点都是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稳定不变，没有发展，自身不可能滋生近代性因素，只有靠西方的冲击，才能打破平稳状态，向近代社会转变。作为对这种停滞论的回应，我国学者吕振羽于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9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市场经济萌芽"、"近代化萌芽"、"早期工业化"等观点；我国台湾的学者也展开了中国"前近代"的研究；西方和日本的学者亦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内部出现的近代文明因素，从而形成与中国社会停滞论相对立的发展论的观点。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人们把目光逐渐集中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两朝，亟盼弄清这个时期是否滋生出新的近代社会因素，能否向近代社会转型。于是，一些明史学者纷纷加入到这个研究行列，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张显清先生主编的《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就是其中一项最新的学术成果。
《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的诸位作者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实证方法，同时注意借鉴和吸收其他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他们广泛披阅官私修撰的各种明代通史、政书、笔记、方志、文集、传记、谱牒、碑刻、契据、档案和类书、丛书，挖掘出丰富的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的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和理论阐述，形成了明代后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起步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观点。所谓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系指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古代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转化，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转化。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身经过将近两千年的发展，至明代已积累、孕育出新的社会因素。社会转型的苗头，在明中期虽已出现，但到明后期才较为普遍、显著地成长起来，所以将明后期视为转型的启始更为稳妥。以往学术界一般用"资本主义萌芽"、"市场经济萌芽"、"早期工业化"、"早期近代"等概念来表明明清之际的社会变迁，不仅对变迁的程度估计较低，而且对变迁的社会属性的论证也不明确。这部专著用"社会转型"的概念来概括这个时期的社会变迁，说明这个社会变迁并不限于经济基础，也表现在上层建筑，是社会整体的变化，实质上是社会形态的转变。"社会转型"概念的提出，既讲清了变化的程度，又点明了变化的性质，更加全面地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形态和特点。
遵照人类社会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异，是否发生了转型，应该做全方位的、综合的、整体的评估。所谓明后期社会转型起步，应该是指这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发生变化的开始。《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一书，除导论外，共设九章，分别考察了明代后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城镇、市场等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城乡阶级关系的演变，社会风俗的变化，政治斗争的新形态与统治阶级危机的加深，早期启蒙思想的涌现，文学艺术的革新与市民文学的兴盛，传统科技的总结创新与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着重揭示各个领域发生的新变化和涌现的近代性因素。以往学术界虽有研究"晚明"或"明后期"的论著问世，但或是着重论述某一方面的专史性著作，或是研究某个专题的论文汇编性著作。这本书是第一部从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综合研究明后期社会整体变化的时代变迁史专著。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这部专著除提出"社会转型"的核心观点外，对明后期各个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及其近代属性的论述，也多有独到的见解。比如关于明清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我国的学者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曾掀起两次研究的热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命题不断遭到某些人的质疑、诘难甚至嘲讽，相关的研究便逐渐趋于沉寂。不少学者从此缄口不言"资本主义萌芽"，即使原来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也抛弃此说，仿佛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是犯了什么错误似的。这本书的作者却旗帜鲜明地重新肯定资本主义萌芽论，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讨明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推向前进，认为它不仅出现在丝织业、矿冶业，也出现在棉织业、制瓷业、造纸业、榨油业、印刷业、商业和农业。又如对明后期的改革活动，过去学术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改革的背景、措施、效果及其阻力的探讨上，这本书则突出强调，隆庆和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挽救了明王朝的统治危机，更重要的在于其施行的一条鞭法所包含的两个核心内容，一是实行赋役货币化，适应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要求，二是摊丁入亩，适应了农民和手工业者挣脱封建人身束缚的要求，这些都是以往的经济制度不曾出现过的新因素。再如对明后期的党社运动，作者没有停留在对具体事件争论的是非判断层面，而是进一步探讨了争论后面所蕴藏的时代精神，一是敢于挑战权威的议政精神，二是要求"公论"、"共治"的政治主张，三是形成具有近代政党色彩的政治组织。这些涉及明代后期多领域新变化近代属性的论述，有些是前人未曾发现而为作者首次提出的，有些虽有前人论及，但这本书论述的深度与广度都有所超越，不仅对其发展过程估计较高，而且观点也更加明确。
这本书还对明后期社会转型遇到的阻力和挫折作了深入的探讨。作者指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并不是不能产生近代社会因素，之所以迟迟未能向近代社会迈进，是因为在发展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从明清之际的历史来看，社会转型遭到巨大挫折的逆向力量主要有两个。一是明后期封建特权制度失去约束，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欲望日益失控，无限制地掠夺财富，导致资源和利益分配极度失衡，造成贫富悬殊、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引发强烈的社会大动荡，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二是文明程度低于内地的清王朝在入关之后进行长达四十多年的民族征服战争，并在很长时间内实行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使明后期出现的转型趋势发生逆转。正是由于封建政治腐败造成的明末社会大动荡和接踵而来的清初逆转，使中国延误和丧失了百年宝贵的发展时间。待到清乾隆年间中国社会重新回归到原来的转型轨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进行工业革命，英、法已先后完成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这样，中国的发展步伐也就落在了西方的后面。这是个极其深刻而惨痛的历史教训。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晚期社会转型问题是个具有探索性、前沿性的课题，书中新论自然会有不甚完善之处，有些观点可能还会引起争论。但从总体来说，这部著作无论是史料的发掘还是理论的阐述，都超越了此前的同类论著，颇多创新之处。相信它的出版，将会对社会转型和明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